侯建新：中世纪英格兰国王的土地产权
作者：侯建新
来源：《历史研究》2023年第6期
在前工业时代，国王位居社会顶端，土地是农业社会不动产基础，因此，国王的土地财产权兹事体大。国王名下拥有多少土地财富，不在国王名下的土地他能否控制，在多大程度上控制？要厘清这些问题，势必延伸到探究国王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土地财产关系，诸如与贵族、普通农民的土地财产关系。倘若产权关系清晰是现代土地制度的标志，那么中世纪一定存在地权边界模糊地带，国王难免把政治关系带入土地财产关系之中，实际上强权一定会介入土地财产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置，以及国王意志是否受制约，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国王事实上的土地财产权利和土地财产规模。
在国王与各方的财产关系中，国王与贵族的关系与本文主题最为密切，而且后者是社会精英。一般说来，贵族据理力争，其他社会成员才不会逆来顺受。平等是一步一步实现的，在欧洲历史上，贵族是最先获得权利的群体，包括土地财产权。中世纪书面语言拉丁文中的“权利”（Libertas），既表示权利也表示自由。
国内学术界关于英国王权的讨论，基本局限于政治层面，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建立和运作。国外学界大体亦如此。具体而言，主要集中于两方面：一是从政治思想史角度研究王权，如科恩、布洛赫、康托洛维茨、沃格林、菲吉斯等人的成果；二是从政治史角度研究王权，成果可见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“牛津学派”、K. B.麦克法兰对政治史研究的修正，以及“新宪政史”的回归等。这些研究主要讨论领主附庸关系、王权性质演变等，很少涉及国王土地财产权及其后果。而对中世纪土地产权的研究，大部分英国学者将其置于私法领域里的物权诉讼，或者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民土地产权研究、农民与领主关系研究，鲜少与王权联系起来。梅特兰的《英格兰宪政史》，谈及土地保有制度如何为国王提供军队和财政收入，以及如何影响王国司法制度与议会制度，并提出：“在中世纪，土地产权法是一切公法的基础。”其后，还有一些作品，例如乔治·加尼特的《被征服的英格兰：王权、继承与保有权，1066—1166》，苏珊·雷诺兹的《封地与封臣：中世纪证据的重新解释》，麦克·尤恩的《财产的权力：王室直领地（1066—1272）》等，可供我们思考。但总的来说，这些研究过于零散，系统性不足。
与本文主题最为接近的作品，是詹姆士·哈林顿的《大洋国》。他说：“产权的均势或地产的比例是怎样的，国家的性质也就是怎样的。”哈林顿认为，财产权主要指土地财产权，后者决定政权的基础。如果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归一人所有，就是君主制；如果大部分土地归少数人所有，就是贵族制或寡头政治；如果大部分土地为大部分人所有，就可以建立共和制。“统治权或主权是所有权的自然产物。”4个世纪前，哈林顿就明确指出土地财富分布对政治制度的作用，不过他的结论过于简单化，未能对国王土地财产关系给予历史性阐释。
以1660年英国议会颁布《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》为标志，模糊的土地产权制度终结，国王的封建土地领有权受到法律的彻底清算。继而，“光荣革命”开辟了政治关系新纪元。不过，这不是突然降临的。王权与地权关系的演变，新的经济社会规则逐渐扎根于社会生活，经历了无数回合的长期较量，终于走到历史的转捩点。而这一切，只有在欧洲封建主义语境下，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。
一、国王在王国中的位置
1066年诺曼征服后，封君封臣制度正式植入英格兰。鉴于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同属日耳曼部落，都是来自欧洲北部的移民，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，因此，不列颠人对封建主义并不陌生。英吉利海峡两岸一脉相通，早期典型封建制尽管发生在西欧大陆，却是他们共同的历史。
欧洲封建制不是统治者的政治设计，也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治国方案，而是面对生命威胁、情急之下西欧社会颇有实效的应变，“是一种特别的和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政治、社会和经济秩序”。中世纪早期维京人、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侵袭，一方面使西欧饱受蹂躏，另一方面则催生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——封建制。由于内部社会秩序几近丧尽，外部入侵又不能得到有效抵抗，结果，一种别样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：凡有能力的领主纷纷征召军队，抵御入侵，并在自己的领地内掌控政权，成为地方诸侯实权之来源。麦克尼尔说，“在这样的进攻之下，查理曼的继承者无法保持有效的中央政权，各地的伯爵和权贵只能尽其所能进行自卫；这样，一种相当有效的地方防御体系逐渐形成，它就是封建制”。
封建制的内核是领主附庸关系，或称封君封臣关系（lord-vassal relationship），是以土地为纽带的个人效忠关系。有权势的一方保护弱势的一方，后者成为附庸。少量的奴隶被排除在这种联系网之外。附庸向领主行臣服礼，表示对臣服关系的确认，人身依附关系印记清晰可见。双方关系一经约定，不能自由解除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高低贵贱分明，等级观念强烈，有助于维护领主特权，从而维护整个等级社会。同时，西方学者普遍认为，封君封臣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。笔者以为，它毕竟是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约定，可称之为“封建契约”、“准契约”；这种关系确有一定存量的契约因素，而且契约是封闭的，后一点成为英国以及欧洲封建制的重要特征。
其一，封建契约关系的封闭性，表现在契约仅对订立的双方有效。封建关系错综复杂、盘根错节，农民投靠强人，强人之间即领主之间也建立相互同意之上的契约关系，结果形成各种组合的领主附庸关系。这些组合看起来混乱不堪，实则并非无所遵循：领主仅承认共同盟誓的直接附庸，不承认间接附庸；反之，附庸抱同样的态度。诚如冈绍夫所指出：“在领主和间接附庸之间，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。”这一原则在14世纪被简明地表述为：“我的附庸的附庸，不是我的附庸。”同理，也可以理解为“我的领主的领主，不是我的领主”。总之，除了和你直接有约定的那个人，其他人都不重要。这样的表述似乎过于绝对，但这句类似于谚语的中世纪流行语，还是表达了欧洲封建社会颇为重要的特征。
其二，封建关系的封闭性，表现在契约关系对社会的全覆盖，国王也不能例外。国王生活在封建契约体系之中，而不是契约体系之上。显然，封建契约是狭隘的，仅对面对面盟誓的双方有效，不过，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原则，即领主附庸双方均受到制约的原则，却是普遍的，包括国王在内。个人之间、无所不及的盟誓契约，始终是封建制核心逻辑，在人类文明史上颇有个性。
那么，封建契约的封闭性对社会结构产生什么影响，换言之，如何表述王权在英格兰及欧洲封建社会的位置？有人用金字塔型描述这种社会，但牛津大学戴维斯教授表示异议，他说：“高高在上的是国家的统治者，下面是附庸、次附庸、次次附庸……直到最底层的农奴，这种模式由于人为地纯洁和对称而容易引起误导。”戴维斯的批评颇有道理，因为“金字塔模式”说与英国及欧洲大陆实际情况相去甚远。事实上，国王某位直属封臣，可能同时是他的次属封臣；伯爵等级本在男爵之上，但在实际中伯爵可能成为某男爵的附庸。此外，为了获得更多采邑，一个附庸可能同时效忠两个甚至多个领主，而领主之间又结成复杂的效忠关系。很明显，欧洲封建制社会是不规则的，没有自上而下的系统性。
倘若一定寻找一个抽象参照物的话，史学家曾提出“网状物”（texture）概念。汤普逊说：“‘网状物’这个词可更好地描写出这一情况，因为诸等级互相错综地交织着，构成一个个紧密社会集团，虽然类型不一。”20世纪初中国史学家陈衡哲也有类似比喻，她说封建制“如罗网一般，能把那个涣散的欧洲社会轻轻地维系着”。显然，封建王国体系的基本关系，不是国王与臣民，而是领主与附庸，成为无序中的有序。在此种制度框架下，国王统治力不能覆盖所有附庸或骑士，更不要说所有村庄和村民。相比“金字塔模式”，汤普逊的不规则“网状物”这一比喻，更接近中世纪西欧社会原貌。贵族领主好似网状物节点，而国王只是最大的节点，或较大的节点之一。国王享有某些特殊权利，可无论如何，他还是被笼罩在“网状物”中。如同布洛赫所说，国王被涵盖在封建誓约体系之内，不是之上，也不是之外。日本中古政体看似与欧洲相仿，实则不然，“天皇的神圣权力处于各附庸誓约体系之外”。
不同地区政体的差异，最终对社会产生不同的效应，在欧洲一个重要结果是它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封臣一方的权利和权力。欧洲封建制是身份制度、等级制度，说到底是一种人身依附制度，与前现代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多大差别。不同的是，根据约定，不同等级的人们对于上一等级领主——包括国王在内，取得了某种有限却不可剥夺的权利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样的法律条款是封建法一部分，它同时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承认，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。
封建契约关系的特征，势必体现在封建土地产权关系上，从而影响国王土地财产权。一般说来，所有权涵盖占有权，占有权不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。然而，在欧洲封建制度下，领主附庸的权利是各自独立、受法律保护的，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占有权逐渐凝固起来。在封建土地保有制中，每一块土地都包含上级和下级的权利，也就是说每块土地都要受到两种或两种以上权利的限制，并受法律保护。随着时间推移和臣民权利增长，土地产权重心出现向实际占有者转移的趋向。对此，古罗马法的所有权概念不适于描述它。
一个享有占有权并实际占有土地的人，只要按照约定履行义务，其土地就不能被暴力剥夺，即使他的领主也不能。在这里，占有权的概念扩张了，以至于“占有”（possess）或“持有”（hold）都不足以表达土地权利之稳定，一个新概念因此而生即seisin，一般译为“依法占有”。实际上，没有一个确切的中文词汇与seisin对应，罗马法中也没有。seisin概念是欧洲创生的，是理解西欧财产权利体系的难点，也是重点。S.密尔松明确指出，不可以将“seisin”简单地看作罗马法中的“占有”，一定要在封君封臣关系语境下理解欧洲土地“占有”（seisin）概念。否则，就不理解附庸一方独立的权利，不理解附庸对采邑的“占有”何以异乎寻常，以至不得不创造一个崭新法律概念来表达。
采邑何时被赋予世袭继承权，欧洲各地不一样，取决于各方力量对比。早在加洛林王朝时代，就有封臣后代继承采邑的趋势，真正形成法令大约要到11世纪中叶。1037年《康拉德二世封建法令》确立的原则是：任何领地，不管是主教、修道院院长、侯爵、伯爵或其他任何人的领地，都不得被剥夺，除非法庭认定他有罪，且经同级领主集体裁决。1066年封建制传入英格兰时，采邑世袭在英国从未发生过争论。
一旦采邑可以世袭，距离流转和买卖就不远了。随着采邑占有程度加深，附庸越来越认为可以更自由地处理采邑。可是，封建关系本是两人一对一的约定，宣誓相互忠诚，土地买卖中附庸一方突然变成陌生人，附庸的忠诚何以为继？土地可以转让，“忠诚”怎么转让？事实上，新的封地仪式往往沦为纯粹的形式。与其说是领主重新封授土地，不如说是采邑流转程序中的一个环节。显然，市场化对封建采邑制的冲击不可小觑。
1290年，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《土地买卖法》（Quia Emptores），确认土地买卖合法化。该法令明确保障土地自由持有者（freeholders）的土地买卖自由，同时规定买者承续土地附着的封建义务。从此，贵族及骑士的采邑合法进入市场，土地交易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。J.比恩的一项数据表明，经过法庭的直属封臣的土地转移，1280—1331年增加8倍。按照规定，地产交易限定在自由地产（fee simple）范围内，实际上《土地买卖法》的影响远远超出规定范围，以至庄园依附农保有地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土地市场。可见，贵族乃至佃农拥有越来越强劲的土地支配权。如果附庸土地权利受到侵犯，其会坚定不移地捍卫，即使侵犯者是领主。事实上，国王时常陷入与贵族封臣的土地争讼之中。
布赖恩·辛普森指出：“法学家从来不认为国王拥有所有土地。对法学家来说，注意到国王是领主，最终是所有封臣的领主，这就足够了。”他继而表示：作为领主，国王有许多与其他领主共同的权利，作为最高领主，国王也有一些特别的权利。法学家自然会区别这些特别权利，但这些特别权利与一般领主权利并非截然不同，“国王只是一位最高领主（supreme lord）”。因此，依据封建契约，王权可以享用封臣提供的兵役，却无权支配附庸的采邑，更不能控制全国土地资源。
然而，实际情况如何？诺曼征服后，英格兰绝大部分土地落到封臣手里，国王可以倚仗权位不断侵吞他们的土地吗？
二、王权与封臣土地
英王作为最大的领主，王室领地规模无人企及，但与封臣总体领地相比，后者居绝对优势，占全部土地的80%—85%。
名义上，国王威廉一世是英格兰最高土地所有者，全部耕地和森林尽归其有。事实上，国王对土地的有效支配权，止于王室领地。据统计，诺曼征服后，王室领地估计占全国耕地的1/7。又据1086年《末日审判书》，国王拥有整个王国超过18%的地产（按价值计算）。应该说二者的数据比较接近，因国王土地较为丰腴，所以按照土地价值计算，数据要高一些，但仍然最多占有全国土地数量的1/7—1/6。
其余的土地，均依据一定条件分封出去，直接受封授者被称为直属封臣（tenant-in-chief），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土地。最新研究显示：1086年，威廉的直属封臣有1157人，威廉一世将被征服的英格兰90%的土地财富分配给大约150人。国王与最亲近、最富有的5位直属封臣控制着王国38%的土地；大约140名直属封臣分享52%土地，份额不等，这些人被称作男爵。离征服者的核心圈子越近，获得的地产就越多。剩下10%土地，国王分封给大约1000名较小的直属封臣，他们大多领有一块采邑，被称作骑士。
按照一般规定，男爵依土地多少向国王提供数量不等的骑士，从10名到60名不等。其余领受国王土地者，承担一名骑士义务。高级教士也领受国王土地，亦属直属封臣，同样依土地多少承担不同的骑士义务。占地较多的教会领主，如坎特伯雷大主教，像男爵一样，须承担60名骑士义务。继而，僧俗贵族通常将一部分土地甚至大部分土地再分封，与受封者形成另一组领主附庸关系。携征服者之威，威廉一世踌躇满志，主张“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”，似乎是不寻常的欧洲君王，可实际上，无论一次分封还是多次分封，受封者通常只对直接领主负责，为之提供封建义务。再受封者的效忠，更多是名义上的。一个最直接也最基本的史实是，英格兰国王不能征召间接封臣的一兵一卒；不能无故收敛钱财，除非出于公共安全需要。
实际情况证明，在封建契约原则下，英格兰如同其他西欧王国一样，面对面盟誓的领主附庸关系是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关系，决定了整体社会格局。英国不是西欧封建契约原则的异数。基于较完整的日耳曼文化传承，以及地理环境和其他一些历史条件，英格兰王国形成独特秉性，并非疏离欧洲文明，相反成为公认的欧洲政治经济变革的先行者，而且越来越风头无两。英格兰王权在某一时期相对强大，可是并未因此改变整体结构，可以肯定，国王仍被涵盖在封建誓约体系之内，不宁唯是，英国还率先完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。
英格兰封建制由欧洲大陆植入，欧洲封建制中的领主附庸原则，同样适用于英格兰国王与封臣关系。依据封建契约，封臣享有独立、不可剥夺的权利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内。因此，贵族不仅意味着财富，也意味着荣誉，即使面对国王，也能够保持尊严。冈绍夫说，“封臣”演变为一种令人垂涎的身份，一种受人尊敬的标志。虽然采邑来自国王，然而只要履行骑士义务，国王就难以染指封臣的土地。如果封臣认为国王有侵权行为，不惜对簿公堂。J.科尔曼认为，一般说来，国王的权力被认为是执行正义，所以国王自己也应服从法律，如果他没有做到，另一方可以废除约定。其实，早在13世纪初，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·兰顿（Stephen Langton）就认为，对于好的君主，民众应当服从；对于坏的君主，民众有权利反抗，不反对倒是一种犯罪。
贵族地位还表现在，贵族的承认构成国王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条件。国王和封臣的社会身份没有实质性不同，国王只是贵族之一，或最大的贵族而已。中世纪王权合法性需具备三个条件：血统，教会承认，以及贵族不同形式的认可或推举。1101年，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《加冕宪章》（Coronation Charter）第一条第一句就提到：“谨此告知，蒙上帝怜悯，并经英格兰王国男爵们完全同意，我已加冕为前述王国的国王。”之后，亨利一世特意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姆，后者是教会的代表，英王为其不在场时加冕表示歉意，不经意间重申上述三个条件。他说：
蒙上帝恩典，英格兰国王亨利，向他最尊敬的神父、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姆问候，并表达所有的友好情意。我最亲爱的神父，请您知悉，吾兄威廉国王去世，在上帝的许可下，我已被英格兰教俗两界民众推举为国王，并不情愿地在您不在场的情况下加冕为王。……我恳请您，不要为此——没有得到您的祝福就接受了国王桂冠——而不高兴。
封臣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就是对土地的依法占有权。贵族地位取决于世袭爵位和采邑，而不是他所担任的官职，或与国王的亲疏远近。国王不能凭一己私利或一时好恶剥夺贵族的土地和爵位。关于封臣采邑的依法占有权，封建法有明确规定，各种判例和法规也不断重申和补充这一原则。《大宪章》明确声称：不能随意剥夺任何一个自由人的土地依法占有权，除非经过同等级人的合法裁判。《大宪章》的成果之一，就是强制国王归还侵占贵族的土地。在第52、56条中，约翰王郑重承诺，归还未经法庭审判就占据的贵族土地、城堡，以及未经法庭授予而占据的其他特权和私权。约翰王还向遭受其父王及兄长侵权的受害人作出类似承诺。
《大宪章》制定以前，贵族土地财产权就受到一定尊重和保护。1193—1194年，因宫廷政治斗争，英王狮心理查德一世曾驱逐约翰的若干支持者并剥夺其土地。俟约翰王继位，支持者纷纷要求归还土地。例如，1200年，贵族威廉·布雷特（William Bret）要求王室归还其土地并赔偿损失，声称土地自他父辈就依法占有，后来被前国王侵占。该案例复杂性在于，前国王又将土地另授他人——莫迪（Geo.rey Mauduit），后者已实际占有。于是原告不得不指控莫迪。被告莫迪反驳说，该土地属他合法拥有，因为土地来自前国王理查德一世，后者由于欠债而将土地赐予他叔叔。为证明以上事实，他还购买了王室调查令状（a writ of an inquest），以求查证。此案牵扯到前国王理查德一世，所以国王法官颇为纠结：是按照一般原则恢复原告的依法占有，还是默认前国王理查一世所为？此案最后结果是：开庭当天莫迪缺席——大概知难而退，于是法庭判决原告恢复对土地的依法占有权，从而否决了理查德一世的土地剥夺行为。
国王法庭案卷中，不乏贵族起诉前任国王侵占土地，并成功恢复土地占有权的案例。1208年，英格兰南部里士满治安官（constable）罗纳德·菲兹·艾伦（Roald .tz Alan），起诉前国王亨利二世侵占他家族4处庄园与数处骑士采邑。艾伦赠送现任国王约翰（1199—1216年在位）100英镑和两匹马，请求国王前来听审，以协助判定亨利二世非法侵占。经调查，法庭支持艾伦的指控，认为亨利二世确实未经审判就侵占了原告祖父依法占有的土地。艾伦恢复了土地占有权。
与现任国王直接对抗，并成功恢复采邑占有权的案例，莫过于法官休伯特·德·伯格伯爵（Hubert de Burgh）与亨利三世的法庭博弈。1232年，伯格伯爵被亨利三世罢免法官一职，并被褫夺贵族爵位，投入监狱。两年后，亨利三世又将伯格等若干大贵族逐出英格兰，随后罚没其土地。此事遭到男爵一致反对，他们重申《大宪章》“王在法下”原则，并利用库利亚大会形式，审理亨利三世的专制行为，认定其驱逐贵族行为违法。取得这一轮博弈胜利后，伯格伯爵又向国王法庭申请恢复地权，起诉当下的土地占有者。占有者罗伯特·帕瑟勒维（Robert Passelewe）是国王的坚定支持者，他请求亨利三世以国王名义担保他的地位和土地，国王却爱莫能助。法官认为，一旦宣布国王处罚伯格伯爵的法令无效，伯爵就有足够理由恢复采邑占有权。显然，在与国王的法庭对峙中，伯爵胜诉。
贵族与国王因地权问题产生争端，甚至对簿公堂，不是稀罕事。一些诉讼有裁决结果，一些则被搁置，牛津伯爵指控亨利二世一案就曾被搁置。约翰王在位期间的法庭档案，存有其父亨利二世被起诉的法庭记录。在起诉书中，牛津伯爵奥布里·德·维尔（Aubrey de Vere）指控亨利二世侵占土地。该庄园是原告父辈的采邑，领自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院长。亨利二世因罚没修道院院长土地而累及无辜，且此案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。伯爵请求陪审团确认其父清白，归还被非法剥夺的庄园。不过这一起诉似乎没有奏效，从法庭记录看，庄园一直没有回到伯爵手里。
另一个起诉亨利二世侵占土地的案件，也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有关，同样不了了之。1211年，彼特·菲兹·赫伯特（Peter .tz Herbert）——一位出色的王室仆从，起诉修道院长，实际上直指亨利二世。当亨利二世剥夺修道院长土地时，其父亦遭池鱼之殃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一部分土地本应属于他的家族。现任修道院院长否认指控，出示亨利二世授予的土地证书。在约翰王督办下，陪审团调查后认为，原告父亲的依法占有权确实受到侵害，不过亨利二世侵权方式和情节，不能得到有效证明，所以该案件被束之高阁，一直没有判决。
国王胜诉的案例不少见，假如统计的话，大概国王胜诉的案例更多，原因很简单，与封臣贵族相比，国王是强者。从上面引证的贵族起诉案例看，每一桩都因国王侵犯贵族土地权利引发，一些经过法律程序，一些则跳过法律程序，显然是国王专权擅势而为。究其本质，欧洲封建主义同样是人身依附制度，超经济强制是王权应有之义，不需证明。国王以不履行封建义务、违反封建法为理由，强行没收采邑时有所闻，甚至以“叛国罪”、“逐出法外罪”等名义，罚没土地、打击异己，亦不罕见。至于一些诉讼被搁置，原因复杂，有时证据不足，有时粗糙的封建法本身就有相互抵牾之处，有时王室从中作梗也不奇怪。
对此应有客观而清醒的总体估计，其中不俗的历史现象不能不察。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，就会发现附属和国王的关系不仅独特，而且至关重要。上述案例至少证明：附庸与国王通过法庭解决争端的程序与事实，确乎存在，不是虚幻的浪漫主义。附庸具有一定的法定自卫权，国王和前国王的侵权行为可以被起诉，亦可能通过法庭渠道得到合法判决和匡正。英国历史学家西里尔·帕金森指出，“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而不只是约束附庸的契约”，不无根据。
至此，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贵族维护自己土地权利如此理直气壮。1233年，国王亨利三世指责伯爵理查德·马歇尔（Richard Marshall）侵犯了王室领地，但伯爵宣称自己不是侵犯者，而是国王先侵犯了他的土地。伯爵表示，由于国王违约在先，根据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原则，效忠誓言自动解除，伯爵不再有效忠国王的义务，“并认为自己可以自由使用武力反对国王顾问的不法行为”。反对国王顾问其实就是反对国王本人，只是一种婉转的说法而已。13世纪上半叶，英格兰本笃会修士马修·帕里斯（Matthew Paris）也明确表示：“如果屈从于国王意志而违背理性，这将有损国王的荣誉，我也会因此辜负了国王，损害了他应该对民众尊奉的正义。那样，我将为人们树立一个坏榜样，即为了国王的意志，置法律正义于不顾。不能爱我们的世俗财富胜过爱正义。”这位13世纪的神职人员，也是中世纪史家，他的陈辞表明，在时人的观念中，附庸的服从和义务不是没有条件的，如果受到国王不公正对待，他有反抗和报复的权利。在此种社会共识和语境下，贵族封臣的土地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可以理解的，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。
在与王权的博弈中，封臣对采邑的占有权不断发展，但一直到中世纪晚期，封臣持有采邑仍要承担一份封建附属义务（incident of tenure）。例如，地产转移时，要向国王缴纳一笔继承金，封臣去世而子嗣尚未成年者，国王要对其地产实施监护权等。显然，采邑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关系，还不是纯粹的地产。封臣一心追求采邑的全部产权，不甘心忍受封建义务，于是“用益制”逐渐浮出水面。
“用益制”，简言之就是封臣法律顾问对付封君的法律招式，以期逃避封建征缴。他们发现，只需当事人临终时名义上不是地产法律上的保有人，就可以规避继承金等负担，国王永远无法夺走土地，也不能干预继承者人选。所谓“用益”，就是为了特定目的，土地保有人在保证自己收益的前提下，将土地委托他人的做法。近代蜚声世界的信托制就是由此发展而来，其“用益”领域已远远超越财产范围，被认为是英国人在法律领域最伟大、最卓越的贡献之一。
“用益”有损于国王，却在英国大行其道。贵族通常兼具封君封臣双重身份，为规避“用益”造成的损失，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从上级封君那里得到补偿。可是国王是最大的封君，无处得到补偿，只能听凭“用益制”流行。事实再次表明，英国君主权力有限，不比欧洲大陆君主更威风，只要对方在程序上没有违反法律，明明自己吃了亏，也莫可奈何。
戴克勋爵托马斯·范恩斯（Thomas Fenys, Lord Dacre）的采邑直接受封于国王，其地产分布在诺福克郡、肯特郡、埃塞克斯郡、苏塞克斯郡，年收益1042英镑17先令1便士。此外，他还与妻子联合持有一部分地产，年收益110英镑14先令10便士。最晚到16世纪早期，勋爵的大部分地产已委托他人代为持有管理，并规定勋爵本人受益终身，亡故后继承人受益。1533年范恩斯勋爵去世，继承人按照委托规定，顺位继承采邑，没有支付1便士继承金。其时亨利八世当政，眼看“用益制”让他的真金白银白白流失，愤愤难平，决定诉诸法庭，追回欠款。诉讼历时两年，出人意料的是，竟是国王败诉！被告一方借助下院乡绅力量而获成功，下院普遍认为采邑是保有人的私人地产，亨利八世怒发冲冠，却一筹莫展。
议会并非永远站在国王对立面。此前不久，同样是亨利八世时期，议会帮助国王打击贵族封臣，起因源于15世纪中后期约克王朝的爱德华四世。爱德华四世宣布要“靠自己领地生活”，表示力避增加臣民的税役负担。与此同时，要求议会支持其收回被贵族侵占的王室领地，使国王生活有所依靠。这项要求得到议会支持，结果，议会通过4个“收回贵族侵占王室领地法令”（Act of Resumption），恢复王室地产。前此，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也在议会支持下通过5个类似法案，收回不少地产，王室领地一度急速增加。
无论如何，英格兰土地的产权边界越来越明晰。到17世纪中叶，议会通过立法，封臣土地产权彻底与王权切割，封土制走到尽头。与此同时，庄园佃户产权与领主切割，以及每个村民个人产权与村庄共用地产权切割，英格兰迎来以个体为本位、土地产权明晰的新时代。土地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的纽带，而演化为纯粹的一笔财产，在土地财产权面前，国王与平民无异。
三、政府开支以及“王领”
国王及王室的生活来源，一直由王室自己的庄园即“王领”（royal domains）提供，所谓“国王靠自己的领地生活”（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），如同其他领主与自己的庄园关系一样。这是国王的封建权利，也是国王的无奈，因为他可以从“王领”获得财富，却无法染指其他庄园。国王有一些封建收益，如封臣的兵役，其后的盾牌钱、继承金，还有对年幼封臣的监护权等，不过征收对象仅限于与国王盟誓的“直属封臣”。
国王政府的开销，要依靠议会批准和提供。一则王室领地财力有限，二则在人们的观念里，两种收入和开销性质不一样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封建权利是私权，王国公共事务才是公权。因为是公共事务开支，所以须通过议会向全国公众征收，与封建义务性质完全不同。
最早一次全国性税收发生在10世纪。为了应对维京海盗侵扰，盎格鲁—撒克逊王国在全国范围内征收“丹麦金”，以向维京人纳贡求和，先后征收若干次，诺曼征服后仍未停止。该项税收以郡为单位，以村庄为基础，每海德土地征收2先令，平均税率不高，但对王国也是一笔可观收入，如1130年丹麦金收入2400英镑。在人们的观念中，这是临时举措，一旦外部威胁消除，税收就该停止。然而国王执意延续下去，1163年，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带头反对，僧俗贵族群起攻之。贝克特表示，除非为了抵御外敌，否则没有任何征税的理由。“征税不是为了取悦国王”，他义正词严地说道，“我的领主、国王，以尊敬的上帝名义发誓——你也曾以上帝名义发誓，你不能从我的土地与教会的权利中获得丝毫利益”。国王亨利二世最终放弃了丹麦金。这是贵族抵制王权的成果，也是国王无权擅自在全国征税的一贯原则使然。
另一次全国性税收，正值英法百年战争（1337—1453），理由仍然是对外战争急需。国王政府向议会提出申请，是否成立须经议会批准。这一全国性税收是在议会主持下进行的。国王和议会都是公权力，但角色不同，财政权掌握在议会手里。英法百年战争中，主要有三次税收，分别在1377年、1379年和1380年，每次征税名称不同（如aids，poll tax）。征税名称的译法也不统一，如译为“协助金”、“任意税”、“人头税”、“普尔税”等。虽然称呼不一，实际上三次征税性质完全一样，“aids”最能准确体现这种税收性质，译为“协助金”亦妥当。英法战争被认为是对王国也是对全体臣民的威胁，臣民有义务协助国王政府抵抗外敌，故称“协助金”。“协助金”是出于特定需要临时征收，不是常规租赋。其一，它不是地租，英格兰从未有过全国性地租；其二，不是“以钱代役”的所谓“丁赋”或“身丁钱”，假如译为“人头税”、“任意税”尤其会引起混乱；其三，也不是英国封建性税收，不应与“盾牌钱”一类的封建义务混淆。简言之，“协助金”是因王国公共利益需要、面向有一定财产臣民的应急税收。最后，同样重要的是，征收该税不是国王的权力，而是基于议会的权力。
最初征收对象是社会上层，后来延伸到一般村民和市民，根据不动产土地规模，兼顾动产价值，缴纳不同份额的税金，分为全额、半额或1/4不等，少数贫困者准予豁免。一个少地、无地的雇工，可能因打工收入不菲缴纳全额协助金。有人译为“财产税”，同样有悖于“协助金”原意。“协助金”征收中评估财产，仅为考量其能力所及，目的在于合理筹集战争经费。以财产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发生在现代，被称为“所得税”（income-tax），最初也是因战争而起，屡遭抵抗，19世纪中叶才固定下来。另一项类似税收是“遗产税”（estate duty），1889年正式生效。二者旨在调节收入与分配、缩小贫富差距，且是常规税。两种税收的性质完全不同。
再有，13世纪开始征收的“关税”，本质上也是“协助金”，即为了保护当事商人安全和进出口贸易秩序。《大宪章》第41条规定：只要缴纳适当的关税，所有做买卖的商人，无论是进出英格兰，还是在英格兰停留或过路，均可得到安全保障。为了安全的通商环境，商人愿意交付关税，例如1275年征收羊毛关税，就是应英格兰商人请求征收的。大体说来，关税征收以“捍卫国家和保持海上安全”为理由，征税对象是受益商人。同理，出于公共安全的税收，必须经过议会批准，而且专款专用，一事一议。
“协助金”一类的全国性税收是非常态的，不变的是英格兰王国税收的基本原则，即全国性税收只能用于民众福祉，王室则靠“王领”收入生活，不能觊觎公共税收。此种惯例基于“共同同意”的元规则，即关乎众人之事须经众人同意，亦须众人出力，该观念具有广泛社会共识。国王本人也接受，并反复确认，直到15世纪中后期，英国国王依然在强调此种税收原则。
1467年，爱德华四世向议员说道：“我依靠自己的领地过活，除了一些重大和紧急事件，决不向臣民征敛。”此话出自爱德华四世在一次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讲，会期是1467年6月3日至7日，是年《英格兰议会档卷》对此有详细记载。其既是国王对以往原则的重申，也是对今后的承诺，从而为请求战争经费作了铺垫。翌年，1468年5月的会期中，爱德华四世宣称，英国将与勃艮第公爵、布列塔尼公爵结盟，以应对法国威胁，因此请求一笔经费，从1468年至1470年分4期拨付。国王认为此事关乎全体臣民，正如一年前国王声明的那样：“这关系全体臣民的福祉，也关系我们的防御能力和我的王国的安全，而不是为了我自己享乐。”
以上不难看出，公共开支靠议会，王室生活靠“王领”。以下重点分析国王主要土地资源——王室领地：国王如何运作自己的领地？他与自己的佃户是怎样的关系？如何从领地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？为了争得战争经费，国王在议会面前节制而内敛，在自己的领地和直接隶属于自己的庄园，又是何种情形？
进入“王领”，会发现国王身份的另一面，不是作为国王，而是作为领主，如同其他领主在自己庄园里一样。在王室领地，依据封建法，他享有封建特权，同时承认庄园法和习惯法。他接受佃户的地租、劳役和尊敬，同时维护当地秩序和治安。国王代理人（管家）定期主持庄园法庭，依靠陪审团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，有时则是处理村民与庄园主（国王）的矛盾。相对于国王在王国政府中的公权，有人将他在领地的权力称为封建私权，不无道理。笔者认为，基于欧洲封建制中的契约因素，封建权利与个人权利有重叠交叉之处。封君封臣关系是“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”，封君和封臣同时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，是封建关系的应有之义。英国封建王权本身就包含着权力（power）和权利（rights）双重成分，这是中世纪英国王权的特征之一。
国王与男爵以及大主教领主一样，仅在自己的庄园享有租赋征发权等封建权利。编写于12世纪的《财政署对话集》，记载了国王在自己庄园征收实物租的情况：
据我们祖先的说法，在王国“征服”后的初期，国王们没有从他们的庄园中获得任何数量的黄金或白银，而是只获取了实物，以满足王室的日常需求，负责这件事的官员知道每一处庄园的产量。我自己也认识一些人，他们看到实物在指定的时间从国王的庄园送到国王驻地。
首先，“王领”要遵从庄园法，而庄园法就是一部习惯法或村法。按照庄园法，农民的负担要依习惯法行事。例如，按照惯例，王室领地哈弗林庄园佃户只缴纳一般租税，然而，1246年王室欲增收两项新税，即婚姻捐和监护费。哈弗林佃农反对新税，理由很明显，他们从未缴纳过这两种税。同时，曾经履行过的义务总是被消极对待，国王征兵一直受到抵制。1316年，位于约克郡的“王领”——韦克菲尔德庄园，村民拒绝远征苏格兰，他们宁可交付罚金。
其次，“王领”庄园的管理，同样需要借助村庄头面人物。日耳曼人的马尔克村社组织，有着深厚传统和集体行动能力。在中世纪乡村组织中，不是庄园一家独大，实为庄园—村社双重组织结构。有时，国王专门颁发特许状给他们，确认其权利。“王领”的最高裁决机关同样是庄园法庭，王室代理人主持法庭，最终仲裁却由陪审团作出，而陪审团成员由同等身份佃户组成。王室官员任意勒索佃农是困难的，甚至是危险的，他们可能深陷漫长的司法诉讼，对手往往不是一个佃农，而是组织严密的乡村共同体。
可以肯定地说，国王与“王领”佃户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，同时二者之间也有商议和妥协。所以，一些村庄事务的安排，并非全如国王所愿，更不要说恣意妄为、予取予夺。实际上，在佃农劳役量和人身自由方面，双方锱铢必较，几乎无事不是经过反复讨价还价。习惯法就是较量后妥协的产物。在王室领地上，领主虽贵为国王，但与一般领主相比，未必能够从佃户那里挤出更多油水，得到更多尊奉。仅举一二事例，以窥全豹。
在漫长的中世纪，特别在货币地租出现以前，王室庄园提供的实物地租即农牧产品，多数情况下不是奉进“王宫”，而是国王及王室成员直接来庄园消费。长期以来国王没有固定驻地，没有中国古代那样的“漕运”，交通条件恶劣，运输成本昂贵，多由国王负责支付。所以，通常的方式是国王一行人前来庄园就地消费，像其他封建主一样“巡行就食”，因此国王直接管辖的庄园大多有临时住处，即使庄园让渡出去，仍保留一个居所。此外，庄园一年为国王提供多少实物和劳役，如何接待巡行的国王一行，都有具体规定。一年款待国王一行人几次，他们停留多久，随从人员数量和马匹数量，王室的膳食标准等，皆循例而行。
习惯法保护佃农免受领主过度侵夺，莫过于中世纪佃农的固定地租，叫作“习惯地租”，被称为保护小农经济的“堤防”（dike）。随着时间推移和生产发展，土地增值部分大多流入佃农口袋，领主却无可奈何，笔者称此为英国“约曼”即富裕农民群体兴起的秘密所在。“王领”庄园亦如此。下面的案例表明，佃户地租不变，即使相隔两个世纪，仍受惯例保护，王室接受起来似乎并无违和之感。
1562年，王室调查员查访“王领”希尔林顿（Hewlington）庄园，意外发现黑死病时期临时实行的“缩水地租”长期没有被纠正，更无人追究！更令人感兴趣的是，该案例的处理，不是王室官员发号施令，而是通过庄园法庭协商；协商的依据仍然是200年前的习惯地租。希尔林顿庄园坐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，根据庄园原始文献记载，王室调查员发现，“眼下交付的地租比200年前还要低。黑死病前这些土地每年向国王提供租金105镑6先令，后来明显缩减了”。黑死病造成经济凋敝、民众困苦不堪，国王接受庄园大管家的建议，暂且降低租金，以渡难关。黑死病已然过去200年，临时缩减的地租却一直没有调回。庄园法庭陪审员将这一事实记录在案，经庄园法庭协商，恢复了黑死病前的地租额度，王室感到满意，谓之“国王的权利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”（nullum tempus occurritregi）。
200年期间，物价不断上涨，佃农却一直享受暂时的优惠地租，无人问津，这一重大疏漏固然要弥补。最后的处理方案，不过是恢复200年前的习惯地租。而且，以同样的价格与佃户签署以后60年的租约。可见，直到16世纪，相对固定的习惯地租仍然被尊重，对农民仍有保护作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此，王室成员强调国王的权利而不是权力，据文献记载，他们为恢复国王权利而高兴，自诩国王权利不因时间流逝而受损。
最后，简略分析一下国王在“王领”上的土地财产权。在“王领”以外，国王没有土地租役征发权；在“王领”之内，国王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部土地所有者。庄园土地通常分为三部分，一部分是庄园领主的直领地（demesne），作为领主，国王对这部分土地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，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地权。另外两部分土地，即分散在敞田上的佃农保有地（tenure），以及庄园周边由森林、荒地组成的共用地（common fields），土地产权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。
先说佃农保有地。基于封建契约因素，如同封臣的采邑权利一样，佃户的土地权利也有一定独立性。在社会下层，人们发现与社会上层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只要佃户按照习惯法约定，履行了相应义务，保有地就很难被剥夺。这不是说国王在佃户保有地上没有权利，而是说没有完全的权利，土地是混合产权。现代意义的土地确权，意味着逐渐产生最后的土地所有人。事实上，中世纪晚期，无论在“王领”还是“王领”之外，一部分佃农成为具有土地产权的自耕农（owner-occupier），还有一部分成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农场主，完全排除了他人的权利。
至16世纪，自由持有农（freeholders）的土地，最早脱离了庄园领地管辖，虽然他们仍生活在庄园，但与庄园组织的关系已经相当疏离。据统计，16世纪自由持有农约占英格兰佃农总数的20%，王室领地也是如此。由于自由持有农无可置疑的自由法律地位，其实际能量远远不是数量占比所能衡量。就土地性质而言，自由保有地与私有土地产权相差无几。托尼认为：“至16世纪，至少在英格兰南部，自由持有农和庄园之间更多是形式和情感上的联系，而非实质性的联系。事实上，自由持有农几乎呈现出现代风貌。”
比自由持有农更大的农民群体是公簿持有农，他们已是佃户主体。一部分公簿持有农的土地获得了继承权（copyhold of inheritance），距离完全的土地私人产权仅一步之遥。有继承权的公簿持有农与自由持有农最为接近，实际上领主（国王）对他们的土地已经没有处置权。他们享有较充分的自由，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就业和生活，对领主依然尊敬，不过大多出于礼貌而已。
在“王领”，如果说保有地属于农民和国王共同持有，那么共用地则由更多的人共同持有，包括国王和村庄所有村民。一般认为领主权利更多一些，但绝对不是全部产权，倘若领主当真围圈共用地占为己有，势必引发众怒。圈地运动中许多农民暴动和骚乱，就是针对领主在共用地上的侵权行为。事实上，即使领主在共用地开出一条私用小路，都可能引来抗议，甚至造成事端。基于共用地的混合产权，16世纪都铎圈地时期，共用地的围圈大多采用协议方式，并逐渐成为圈地运动的主流趋势。
总之，在“王领”，国王仍然不是全部土地所有者，难以肆意妄行。除直领地之外，其他土地都是国王和佃户共同持有，他们的持有权都受到法律保护。中世纪土地保有制中，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所有权，诚如伯尔曼所云：“事实上，土地不为任何人‘所有’；它只是在阶梯形的‘占有权’结构中为由下至上直到国王或其他最高领主的上级所‘持有’。”伯尔曼强调，国王也置身共同“持有”的阶梯形结构，无一例外。
结 论
契约因素是欧洲封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一方面，它维护等级社会和国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威；另一方面，它使封建依附关系受到限定，因而封臣获得一种有限的却不可剥夺的权利。这种封建契约因素反映在土地关系上，即只要封臣完成规定的封建义务，国王就很难侵犯吞并他们的地权。诺曼征服后，封臣占有80%—85%的土地，国王封授了这些土地，却越来越不能支配它们。尽管国王侵犯封臣权利的案例时有发生，但封臣与国王通过法庭解决争端的程序与事实确乎存在，“双方的博弈在封建法的框架下进行”，国王未必都能胜诉。不论法理上还是实际上，国王从来不具有全国土地合法的管辖权和征发权，天下并非皆王土。即使在王室领地，国王仍然不能随心所欲，予取予夺。王室领地同样须接受庄园法和习惯法，还要面对马尔克村庄共同体有组织的合作和抵抗。这些都遏制了国王聚敛财富的权力和贪婪，事实上也有效抑制了国王的土地财富。
国王政府财政拮据，遇到急需大额资金时，不得不求诸手握采邑又有社会地位的贵族，以至第三等级，由此形成召开等级议会的结构性需求。这足以表明，国王土地财产与政治制度安排不无关系。由此及彼，为什么英格兰国王长期没有自己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，甚至没有固定的驻地等，大概都可以从这里获得有价值的线索。
大约至17世纪，英格兰王权的土地财产权性质发生根本改变。与诺曼征服时期相比，国王直接管辖的王室领地被不断分割，大幅度消减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王室领地之外，国王的土地财产权明显萎缩，国王对封臣采邑的控制权终于走到尽头。1660年英国议会颁布《骑士领废除与补偿法》，以货币赎买方式，终结了王权凭据政治身份领有土地的历史，从此“王领”以外一片一片的庄园土地，与国王不再有任何关系；仅过了28年，便发生“光荣革命”，从此确立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高地位，彻底改变了英国政治格局。在扑朔迷离的表象背后，这一关乎英格兰历史命运的制度变迁，与国王封建地权终结有内在关系。
国王权力受到限制，但是国王个人财产权利仍然被承认。国王的财产，国王和王室成员的人身安全，不因王朝更替而遭遇不测。英国封建王权本身就包含着权力和权利双重成分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国王的权力跌宕起伏，最终还是被一步步削弱，由实权变为虚位；另一方面，其权利减损有限，一些基本权利反而变得更加稳定。土地财产权正在逐渐抖落其外衣上的政治关系碎片，土地获得纯粹的经济形式，从国王到平民，其土地产权仅仅是财产权，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。
要言之，在农业时代，国王土地财产权力的大小与民间活跃程度成反比。在英格兰，受封建契约限制，王权难以侵犯吞并臣民地权，民间政治经济活动有较大空间，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。国王从来没有征发全国土地租役的权力，除非因公共安全需要并经与贵族协商，才能在全国征税。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，为中世纪议会制度和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前提。
（作者侯建新，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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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审：青 螾